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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境外刷卡機拿到國內刷的弊端

境外刷卡機拿到國內刷的弊端

由于中國兵工產業的先天不足，存在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問題，使得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初期的武器裝備建設發展緩慢。

若是在和平時期，一個國家的國防建設可以從一點一滴做起，最終由量變引發質變。但是日本對華早己蠢蠢欲動，不可能留給國民政府充足的時間進行國防建設，所以國民政府只得退而求其次，通過對外采購武器裝備來填補國內生產的不足。

1929年，列強解除了從清末開始的對華軍火禁運，國民政府抓住機會，開始大量從國外采購武器裝備。

據統計，國民政府在這幾年進口的武器裝備價值為3100多萬海關兩。這一時期中國對外軍火貿易的情況與晚清和北洋時期不同，進口武器裝備的種類較為齊全，質量也不錯，既有輕武器，也有重裝備。

其中“德械”占比較大，這也反映了中德關系逐漸升溫，雙方軍事合作不斷深入的現實。從“四一二”政變到1927年12月14日宣布與蘇聯斷交之后，南京國民政府逐漸與德國接近，因為德國（普魯士）是歐洲老牌軍事強國，其軍隊戰斗力強悍，是中國軍隊學習的較好對象。

國民政府認為與德國發展友好關系，有利于中國打開對西方列強外交的新局面，因為德國是一戰的戰敗國，備受原協約國的歧視和冷遇，也在尋求外交機遇。

1933年德國納粹黨掌權之后，出于擴軍備戰的需要，對中國出產的鎢、銻和豬鬃等戰略物資十分迫切，因此獲得中國的原材料就成為德國對華外交的出發點。中德雙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關系迅速升溫。

1926年，在德國有過留學經歷的朱家驊受蔣介石之托，邀請炮兵專家馬克斯鮑爾上校訪問中國。這次邀請名為“對華投資”，實際則是國民政府希望借此機會開展中德兩國軍方的交流，從而推動中德軍事合作。

鮑爾于1927年抵達廣州，被任命為蔣介石的外國軍事顧問，他曾參與指導1929年的蔣桂戰爭。在擔任顧問期間，鮑爾向蔣介石提供了許多軍事方面的建議，他認為提高國民政府陸軍步兵戰斗力的主要方法有二：一是壓縮軍隊編制和裁軍，二是“德械化”。

蔣介石與鮑爾的合作很順利，1928年鮑爾被任命為國民政府德國軍事顧問團的總顧問，管理當時在華的40多名德國顧問，全權負責中德軍事合作。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也按照德國顧問的建議開始了一系列行動。國民革命軍在軍隊裁撤和編遣之前，其名下的軍隊有84個軍約300個師，共有220萬人。

軍隊的人數雖多但是戰斗力較弱，不少部隊由于軍官的“吃空額”和武器裝備的短缺，只能用于裝點門面，幾乎沒有任何戰斗力。

1928至1929年進行的軍隊編遣工作，就是要裁撤多余的軍隊和進行現代化整編，從而提高部隊的戰斗力。

軍隊編遣會議計劃將國民革命軍陸軍縮編成65個師共80萬人，同時規定軍隊的最高指揮權在國民政府參謀本部，加強國民政府對軍隊的集中統一領導。

但是在地方實力派看來，軍隊編遣會議的最終目的是加強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和削弱非嫡系部隊，因此十分不滿，不久就爆發了新軍閥混戰一一蔣桂戰爭和中原大戰。連綿的內戰使得軍隊編遣和軍隊國家化的計劃被拖延到了1935年。

軍隊編遣的被迫拖延，也導致其他相關工作（例如優化指揮體制等）的被迫拖后，國民政府只進行了一些小修小補的細節性工作。

到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前，國民政府僅僅完成了20個陸軍步兵師的整編，而且這一工作也并沒有持續下來，隨著全面抗戰的爆發而被迫中斷。

國民政府雖然在軍隊的整編和裁軍方面推進不大，但是由于大量外國先進武器裝備的引進，國民政府陸軍涌現出許多以往沒有的新式兵種，例如鐵道兵、防化兵和特種兵等。

這一時期國民政府軍隊現代化建設的最大成果，就是由德國顧問王恩漢上校負責編練的“德械師”前身一一軍校教導師。由于成效良好，后來又陸續成立了教導第2師、教導第3師，并將其改編成正規的野戰部隊。

這些“德械”部隊，是國民政府陸軍多兵種現代化部隊的種子。教導總隊選拔成員的標準很高，可以說是優中選優，有幸入選的都是各方面表現優異的軍官和士兵。

教導總隊完全依照德國的軍事思想及操典訓練，但是以純正的“德械”來武裝這支小部隊對國民政府來說也絕非易事。

在抗戰爆發前，“德械師”也基本只是實現了輕武器的“德械化”，仍然缺乏重型武器裝備，所以與德國陸軍步兵團相比僅能屬輕裝標準。炮兵有“戰爭之神”的稱號，是陸軍的另一個重要兵種，在現代戰爭中不可或缺。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時，直轄的中央軍只有8個炮兵團，裝備的火炮也基本是在北伐戰爭中繳獲而來的老舊型號，開炮之后便須重新瞄準，無法連續轟擊，遠遠落后于時代，根本不符合現代戰爭的需要。

針對這一問題，國民政府于1932年在德國軍事顧問的建議之下陸續向瑞典購買博福斯Ｍ1930山炮120門，還購買了配套的觀瞄和通信器材。

該型火炮大大提高了國民政府陸軍炮兵的現代化水平，在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進一步取得了炮彈生產的授權，引入了專用的炮彈生產線。

這一批七五（口徑為75毫米）山炮，在1937年的淞滬會戰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取得了輝煌的戰果一一配備博福斯Ｍ1930山炮的獨立炮兵第1旅和第2旅，為進攻日本租界的國民革命軍第87師和第88師提供火力支援；炮擊駐上海日軍海軍陸戰隊司令部；

炮擊在上海黃浦江上的日軍軍艦，曾炸傷日本海軍第三艦隊旗艦“出云”號裝甲巡洋艦的螺旋槳，令其停止作戰長達三日；炮擊日軍機場，對曰軍在上海浦西地區一個由高爾夫球場改建的機場在50分鐘內傾瀉數百發炮彈，炸毀日機5架，炸傷7架并造成日軍嚴重傷亡。

此外，為了組建新式的裝甲部隊，國民政府在1929年還從英國購入了23輛維克斯六噸坦克，這些坦克有一部分被改裝成博福斯Ｍ1930山炮的牽引車，其他的坦克被編入裝甲部隊，同樣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相當作用。

這些外國先進武器裝備的引入，大大提高了國民政府陸軍的戰斗力和武器裝備水平。誠然，對外采購武器裝備，是解決前文論及的中國本土軍事工業落后和軍隊戰斗力弱的方法之一，但是這個方法也并非十全十美，還產生了新的問題，例如對外國軍火的依存度過高和武器裝備制式化受阻等等。

一些高技術武器裝備，國內根本無法自行生產可供維修和替換的零件，假如原產國停止向中國供應相應的配件，那么國民政府陸軍的坦克和大口徑火炮就成為了“一次性武器”，損壞之后無法維修和補充。

此外，國民政府向如此多的國家采購武器裝備，理應詳細規劃，避免重復和浪費，但是國民政府實際進行的武器裝備采購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基本是“缺什么買什么”，沒有長遠和系統的規劃。

這樣一來，國民政府陸軍又出現了大量互不通用的武器裝備，使得武器裝備的制式化更加困難，更不用說后勤補給和維護訓練了。上述問題不解決，對國民政府的陸軍步兵武器裝備建設就是一個很大的阻礙，軍事工業的自給自足和制式化也永遠無法實現。

由此可見，武器裝備的對外采購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快速提高了部隊的戰斗力，改善了中國軍隊武器裝備落后的面貌，但也嚴重阻礙了國民政府的武器制式化進程，只能作為應急手段使用。

此外，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前，由于內戰頻仍，使得國民政府無暇實施具體的國防計劃和軍隊建設計劃。

因此，這些本就不多的武器裝備建設成果在內戰戰場上也被消耗了許多，在某種程度上給侵華日軍帶來了便利，得以“趁火打劫”。

由于國民政府陸軍步兵的武器裝備水平沒有整體性的提高，僅有少數部隊裝備了外國進口的先進武器。加上國民政府并沒有實現軍令和政令在全國范圍內的有效執行，對戰時指揮相當不利，因此中國的軍事實力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并沒有大的增加。

種種弊端和缺陷，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初的相對和平時期是難以發現的，一旦同日本這樣的現代化軍事強國交戰，便會暴露無遺，中國軍隊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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